“在风浪中前行的人，先要把自己‘绑在桅杆上’。”

在这个全球局势持续动荡、技术巨浪扑面而来的时代，长期投资者靠什么站稳脚跟？近期在牛津大学进行交流对话的尼古拉·坦根用这句话作为坚持策略和纪律的注脚。

尼古拉·坦根是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，这家机构负责管理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——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，资产规模超过1.9万亿美元，投资遍布全球市场。

它的投资决策，正在深刻影响着全球企业行为。但反过来，其庞大的身形以及与全球经济休戚与共的投资触角，也很难避开起于微末的“蝴蝶翅膀”，更别说频率提升的各种巨浪。

坦根说，当市场剧烈波动时，这只基金按照预设机制自动再平衡：卖出债券、买入股票。不是因为判断，而是因为规则。

正是这套纪律，使基金在过去三十年中跨越无数不确定性，实现了年化6%–7%的复合回报。考虑到这是一只穿越世代的养老基金，这样复利效果还是惊人的。

坦根还直言，“假设你在一年前告诉我，一年后的世界会出现这些关税、这里发生冲突、那里局势恶化，然后让我基于这些信息，对一个包含科技龙头、工程公司和消费品公司的投资组合做出调整……最可能的结果只会是：非常糟糕。战术性的判断真的极其困难。”

目前挪威央行主权基金70%配置股票，30%配置债券及少量房地产、可再生能源。

当话题转向AI，坦根没有落入“泡沫”或“革命”的二元框架。他指出，更值得关注的是技术对不平等的放大效应，真正拥抱AI的国家与公司，正在迅速拉开距离。

而在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内部，这一变化已在发生。100%的员工使用大模型工具，65%参与代码增强工作。“技术如今走到组织核心。”他说。

但从更广义的层面看，AI 对生产率的提升尚未真正兑现。坦根认为，变革的分水岭将出现在“AI代理”成熟之后，那是一个大量无聊重复工作的终结点，也是释放创造力的起点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尼古拉·坦根认为，资产管理是一门学徒制的行业。“没人会把钱交给一个没有训练、没有业绩记录、也没有信誉背书的人。你需要先在别人的体系里积累经验和可信度，不要太早创业，尽可能多学一点。”

特别赞同，这可能也是在AI时代人类复利积累的优势所在，尤其是信誉。

从“杂家”到金融从业的经历

主持人：坦根先生，你的职业路径，对一位未来执掌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的人来说，显然并不“典型”。你曾在挪威情报系统接受俄语和翻译训练，也在挪威经济学院和沃顿商学院学习金融，同时还研修过艺术史和社会心理学。

在这样一个高度多元的背景下，你能否带我们回到最初，说说你是如何走上金融这条路的？更重要的是，投资这件事，究竟是什么一直在驱动你、吸引你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一般来说，人们为什么进入金融行业？因为你想赚钱。

我出生在挪威的一个小镇，很早就对赚钱这件事产生了兴趣，觉得特别有意思。

很早我就开始在一家银行的证券经纪部门做兼职。我一直有个梦想，就是去伦敦工作，所以后来开始系统学习金融，去了美国读书，之后就在伦敦工作了。这就是最初的起点。

那为什么要做金融？为什么是资产管理？因为如果你认真想一想，投资可能是你能从事的最有趣的事情。

你必须去思考：我们穿的衣服、吃的食物、开的车、日常消费的产品，究竟是谁生产的。你要关注新产品、新技术，要研究企业管理层，理解组织的心理，还要考虑地缘政治、防务、货币和宏观环境，几乎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，都会成为你思考的一部分。

即便你刻意去设计一项“游戏”，也很难设计出比投资更令人兴奋的东西。而且，如果你做得好，你还能赚到钱。

当然，有时候你做得并不怎么样，也还是能赚到钱（笑）。

资产管理是一门学徒制的行业

主持人：后来你选择离开一条相对稳定的职业路径，创办了ACO Capital。是什么促使你迈出这一步？从零开始搭建一家基金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在创办ACO之前，我曾在埃杰顿资本（Egerton Capital）工作，那是欧洲最早的一批对冲基金之一。我在那里学到了很多，也接受了系统性的训练，和一群非常有才华的人一起共事。

这家公司由约翰·阿米特（John Armit）和比尔·博林杰（Bill Bollinger）创立，对我影响很大。

后来我短暂地离开了金融，去学习艺术史，但很快意识到相比看画，我可能更擅长看股票。于是我结束了艺术史的学习，决定创办自己的公司。

从零开始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其实不是把公司搭起来，而是有没有人愿意把钱交给你。

创办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并不难，真正难的是让别人愿意把钱交出来，由你来替他们管理。这意味着信任，而信任才是最难建立的东西。

今天，这件事甚至比我当年创业时还要困难。

在座的很多牛津学生，未来几年里可能也会有人选择创业。如果要给你们一个建议，那就是资产管理是一门学徒制的行业。你必须先跟着别人学，不可能刚毕业就自己出来做资产管理。

没人会把钱交给一个没有训练、没有业绩记录、也没有信誉背书的人。你需要先在别人的体系里积累经验和可信度，不要太早创业，尽可能多学一点。

很多成功的创业者，真正出来创业时，往往已经接近三十七八岁。我当时大概是三十六、三十七岁，大卫·鲁宾斯坦创办凯雷时也是这个年纪，里德·哈斯廷斯创办奈飞时，已经四十多岁了。

你其实不用着急，你有的是时间。只是有一点很有意思：当你二十岁的时候，一年几乎是人生的一大块；但到了五十岁，一年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。你对时间的感受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悄悄改变的。

主持人：后来你又经历了一次重要转变，离开ACO，出任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CEO。这意味着你需要出售、甚至放弃自己亲手打造的公司，这对任何创始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决定。

尼古拉·坦根：我其实是把公司无偿捐给了一个慈善基金会。我已经管理那只对冲基金十五年了，学习曲线开始变平，也觉得是时候把公司交给下一代。

在那个阶段，我甚至已经开始重新申请大学，因为我一直觉得，大学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。

也正是在那个时候，这份工作出现了。

对我来说，它把我真正相信的三件事结合在了一起：第一，是资产管理；第二，是继续建设和发展一个组织，我当时刚刚系统学习过组织发展；第三，是为国家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

挪威央行主权基金的设计机制

主持人：上世纪90年代末，挪威决定将石油收入集中投入政府全球养老基金，用以平抑经济波动，并为“后石油时代”做准备。这一制度设计，与许多资源型国家的选择并不相同。

从你的角度看，这样的结构在过去几十年里，对挪威的经济稳定性究竟有多关键？它在塑造国家长期韧性方面，发挥了怎样的作用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1969年发现石油之后，挪威决定设立这只基金。

我认为挪威当年的政治决策者做得非常、非常好。首先，他们选择了储蓄，为“下雨天”做准备。在很多国家，由于没有设立类似的基金，结果往往导致腐败、资源挤出等问题。这只基金在建设挪威福利国家的过程中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目前，挪威有一项明确的支出规则，政府每年最多只能动用基金规模的3%。现在这部分资金已经占到国家财政预算的20%以上，因此这只基金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几件事情同样关键。其中之一，是广泛而稳定的政治共识。

政府更替，并不会改变基金的投资理念。财政部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非常清晰、也非常有约束力的授权文件，明确规定了我们应当如何投资，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

主持人：你刚才提到的支出规则非常重要，透明度同样也是这只基金的一大特征。你们被认为是全球透明度最高的主权财富基金之一。

能否请你更系统地谈一谈你们的投资理念？财政部提供的这份清晰授权，具体意味着什么？在实际投资中，当一家企业摆在你们面前，需要评估是否投资时，背后的指导思想和决策逻辑是怎样的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从整体上看，我们是一只接近指数的基金。资产配置大致是70%股票、30%债券。在债券部分，我们还包括了一些房地产投资，以及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投资。

此外，授权文件中也对国家和地区配置比例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。

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因为当一只基金在一个国家中占据如此关键的位置时，必须为管理层能够承受的损失设定清晰的边界。

某种意义上说，你需要把自己“绑在桅杆上”。

我们正是这样做的。当市场经历剧烈波动时，我们有事先设定好的再平衡规则，当市场大幅下跌时，会卖出部分债券、买入股票。

让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动化，对长期投资来说非常重要。

高度长期导向的投资者

主持人：那具体到投资哲学本身呢？作为CEO，当一项投资决策摆在面前时，你们是如何推进的？你们重点关注哪些行业、哪些板块？又是如何判断投资方向的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首先需要澄清的是，我个人并不直接做投资决策。

这是一项高度专业、也非常复杂的工作，需要由专职、全职的团队来完成。因此，我们将资金划分为不同的投资授权。

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接近指数的配置，同时叠加了一些策略性调整。

此外，我们还设有行业团队，例如覆盖医药、工业、硬件、软件等不同领域。这些团队围绕各自的参考指数开展工作，在可控风险的前提下，努力实现超额收益。

主持人：那从当前来看，有哪些行业或地区的表现尤为突出？AI是我们之前已经谈过的话题，稍后还会深入讨论。但除此之外，还有哪些行业、国家或区域，是基金当前重点关注的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最近一段时间表现非常突出的，是金融行业，尤其是银行板块。这一方面得益于利率曲线的变化，另一方面也与并购活动回暖有关，这些因素共同对金融行业形成了支撑。

当然，我们也经历过AI和科技板块表现非常强劲的阶段。但这些现象本身具有周期性，它们往往是一波一波地出现。

主持人：你们支持减排承诺也敦促能源公司加快转型。但与此同时，也有人批评说：基金本身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收入，却又呼吁去碳化，这是否存在某种“矛盾”？一个由石油财富支撑的基金，是否还能在去碳化问题上保持可信度？你如何看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在我看来，这里并不存在矛盾。

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，本身并不存在不道德，也谈不上错误，挪威确实这样做了。真正的问题在于，由此产生的财富，应当如何被投资和运用。

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投资，持有全球大约1.5%的上市公司股权。在这样的体量下，气候和污染问题对我们而言具有系统性意义。

如果投资组合中的某一家企业制造污染，其外部性最终会反映到其他企业身上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必须以不同于单一公司的视角来思考这些问题。

第二个原因在于，我们是一个高度长期导向的投资者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气候风险本质上就是金融风险。

我们已经能看到它的现实影响，从咖啡、可可等大宗商品，到牛肉价格，气候变化正在成为一种潜在的通胀力量。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，这对金融市场并不友好。

此外，它还在加剧不平等。许多仍处在发展阶段的国家，恰恰是最容易、也最先承受气候变化冲击的群体。

不确定环境的应对方式

主持人：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、持续动荡的全球环境中，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如何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？从你的角度看，目前有哪些关键的地缘政治变化，是长期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、并在战略上有所准备的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我们确实看到很多变化，而且这些变化都非常重要。过去几年里，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在变化，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在变化，几乎所有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，都处在持续调整之中。

整体格局仍在演化，我们并不完全清楚最终会走向哪里。

那作为投资者，该如何应对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：第一，要足够分散；第二，要足够长期。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。

主持人：有没有更具体一些的应对方式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我们并不会基于地缘政治来做投资操作，也不会进行战术性的资产配置。

原因很简单，如果你在一年前告诉我，今天世界会是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会以为市场至少要下跌25%，但现实恰恰相反，市场反而上涨了15%到20%。

市场展现出的韧性，远超直觉判断。而且，地缘政治变化得太快了，你根本不可能围绕这些变化去调整一只如此规模庞大的基金。

你必须有一套清晰的授权框架，并且在长期内坚持这些规则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这样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。

事实上，过去30年里，这只基金的年化复合回报率大约在6%到7%之间，略高于整体金融市场的表现。

主持人：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地缘政治并不是你们的核心投资依据？相比政治环境，你们更关注企业本身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是的，我不认为自己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。

假设你在一年前告诉我，一年后的世界会出现这些关税、这里发生冲突、那里局势恶化，然后让我基于这些信息，对一个包含科技龙头、工程公司和消费品公司的投资组合做出调整……最可能的结果只会是：非常糟糕。

战术性的判断真的极其困难。

AI正在重塑社会结构

主持人：你曾提到，希望通过AI每年实现大约10%的效率提升，但AI对整个投资环境的影响显然更为深远。有人担心我们正处在类似2000年前后互联网泡沫的早期阶段，也有人认为，这是一场深刻的技术断裂，将释放巨大的创造力、重塑行业，并带来更高的增长。

考虑到你们需要在多代人的时间尺度上守护财富，你整体上如何看待AI对产业的影响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在进入具体细节之前我先说一句，这个话题我们完全可以聊上好几个小时。因为它可能是当下最有意思的话题之一，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问题。

首先，它对社会意味着什么？很可能会放大“有”和“没有”之间的差距。如果你没有基础设施、没有知识、也没有能力去使用新技术，你就会被甩在后面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往往会比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受益更多。

这不仅会加剧社会内部的不平等，也会拉大国家之间的差距。

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国家在全面押注AI，比如丹麦行动得非常早，瑞典是有组织、有体系地推进，冰岛甚至刚刚与一家技术公司达成了全国层面的合作。

这些变化正在重塑社会结构，也在改变国家之间的关系。

在企业层面也是如此。真正拥抱AI、全力推进的公司，正在迅速拉开与那些没有行动的公司的差距。

在一家典型企业内部，你往往会看到这样的结构：三分之一是早期采用者，表现非常出色；三分之一在跟进；还有三分之一根本跟不上。

这对员工个人，也对管理层，都会产生深远影响。我们几乎在所有地方都看到了这种变化，其后果非常重大。

所以如果要给你们一个建议，那就是必须跟上，必须全力以赴，必须每天都用，并且尽可能走在前沿。否则，你们能做的事情会少得多。

过去几个月里，社会已经开始出现非常具体的变化，比如大型咨询公司减少招聘，冻结新入职员工的薪资。这些都不是抽象的讨论，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。

所以等这场活动结束后，你们可以回图书馆继续研究 AI，也可以去喝杯啤酒，或者两件事都做。

主持人：当你说“要专注AI、要走在前面”，你会给刚加入你们公司的新人什么更具体的建议？因为大家都会说要学AI，但学生真正能做些什么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首先，如果你在这方面不够熟练，未来你是进不了我们公司的，这是第一点。

第二，招聘来源正在发生变化，我们会更加偏向那些具备一定技术背景的人。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，你都必须具备基本的技术理解能力，必须真正上车。

在我们内部，AI相关培训是强制性的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已经实现了几乎100%的员工都在使用大模型工具。我们用的是Claude，而且基本是每天都在用。同时，大约65%的员工在使用Cursor这样的代码增强工具。

你可以想象这意味着什么。现在有Cursor，有各种写代码的工具，65%的人已经在参与代码相关工作，这本身就非常惊人。

回想几年前，IT部门往往被安排在角落里，像是被塞进了储物柜，很多人甚至觉得自己是“二等公民”。现在完全不一样了，他们成了英雄。

还有那些刚加入研究生项目的年轻人。过去，很多人会觉得他们有点“麻烦”，因为需要培训三年才能真正派得上用场；而现在，很多人在30分钟之内就能开始产生实际贡献。

短短几年时间，技术走到了组织的中心，年轻人在公司中的角色也发生了根本变化。这一切既快又有意思，我非常享受这种变化。

主持人：这是公司层面的变化。那从更宏观的角度看，你觉得AI将如何改变未来的工作、就业，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结构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难回答。到目前为止，AI还没有真正推动整个社会层面的生产率显著提升，但我相信它一定会，只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发生。

原因在于，我们目前拥有的是 AI，但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“代理型 AI”。而失业问题，恰恰会在这个阶段开始显现。

确实，会有一些工作消失，同时也会创造出新的工作，但毫无疑问，它会改变社会的运行方式。

不过，有一件事我认为是确定的：大量无聊的工作会被淘汰。我们本就不应该再去做那些无聊的事情。

人形机器人未来几年就会大量涌现

主持人：那在AI之后，下一个会是什么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机器人，尤其是人形机器人，而且会在未来几年内出现，并不会等很久以后。

你会看到它们从明年开始逐步走进生活，一年接一年。它们会替你完成那些不太有意思的事情，比如洗碗、洗衣服、做咖啡、拖地……所有你不太想做的事情，都会由它们来完成。

而且你不会只需要一个。你会希望它们无处不在。这可能是少数几种，人们愿意像当年买车一样，去银行借钱购买的东西。因为拥有一辆车真的太方便了，同样，拥有一个人形机器人也会让人觉得非常值得。

顺便说一句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些机器人看起来那么像人类？

我以前也没想过，直到有人提醒我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：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为人类设计的。楼梯、门把手、洗衣机、洗碗机、熨衣板……几乎一切，都是围绕人类的身体结构来设计的。

所以，把机器人做成人形，本身就是一种最优解。做一个“像人一样的东西”，反而更容易融入这个世界。

我觉得这件事挺有意思的，你们以前想过吗？我也没有。

主持人：我们也想问问，AI目前已经在哪些行业产生了最显著的影响？尤其是在金融领域，它是否已经影响了投资理念和策略？你们在这方面的使用程度如何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AI肯定会取代大量所谓的“白领工作”。

如果你是会计、律师之类的职业，它可以让你的工作变得更高效。在资产管理行业，它同样会带来很大的变化，比如帮助我们降低交易成本，也有助于分析工作。

当然，市场中已经存在大量基于算法和模型的投资策略。我们并不完全清楚，现在市场中有多大一部分是由这些系统驱动的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占比不小。

主持人：你个人在慈善和教育领域也非常投入。从个人角度，而不是作为投资者，你怎么看AI对不平等的影响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，如果被正确、合理地使用，AI 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因为它意味着，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免费的。

过去，你需要为知识、为专业能力付费；如果这些工具能够向所有人开放，就有可能提升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能力。

但这种情况现在有没有在大规模发生？我认为目前还没有。不过，确实已经有不少慈善人士在努力推动AI在教育领域的普及。

主持人：但问题在于，即便价格相同，西方国家的人拥有电脑和高速互联网，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同样的基础设施，这是否会进一步拉大差距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当然会。而且你其实已经在问题里给出了答案。如果你拥有电脑和高速互联网，你已经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了。

那么，全球还有多少人，是在你的这个问题中被排除在外的？

如果使用得当，它是极好的工具；如果使用不当，它会放大社会内部、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差异。

主持人：那政府是否应该采取一些措施，确保AI有助于缩小而不是扩大不平等？

尼古拉·坦根：我认为政府很难通过立法解决这个问题。这已经进入政治范畴了，涉及如何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再分配，而这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。